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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10月，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披露了《七律·长征》，的诗人才华开始渐为人知。1945年11月14日，吴祖光在《新民报》刊出《沁园春·雪》，在雾都重庆引起巨大轰动。此后数十年间，诗词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公之于世，得到全球范围的传播普及和空前广泛的推崇喜爱。每首诗词的写作缘起、构思过程都不相同，主题内容、情感基调都有差异，而流传方式和发表经过也有区别。确切地说，每首诗词的发表时间、发表方式、发表地点、发表主体、发表意图等等，都不一样，都有珍闻趣事，甚至有曲折离奇。对这些林林总总的信息进行广泛的搜集，系统的梳理，准确的辨析与合理的归纳，不仅有利于研究者清晰地了解诗词的来龙去脉和传播途径，而且有助于鉴赏者全面地把握诗词的整体风貌和深刻内涵。

  一生只有两次出访苏联的经历，一次是1949年12月6日至1950年2月27日；一次是1957年11月2日至20日。两次出访期间，都有涉及诗词活动的记录。比如，1949年12月在开往苏联的火车上，和苏联翻译、汉学家尼·费德林畅谈中国文学，还谈到自己写诗的切身体会。第二次出访期间，在苏共中央举行的招待各国党的代表团的盛大宴会上，祝酒吟“诗”：“两个泥菩萨，一起都打碎，用水一调和，再来做两个。我身上有你，你身上有我。”仅此而已，没有他在国外创作或发表作品的记录。耐人寻味的是，第一首公开披露的诗词《七律·长征》，是在英国发表的；1976年1月《诗刊》发表《念奴娇·鸟儿问答》《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这是生前最后一次发表诗作，而《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却于20世纪60年代末已经在日本报纸刊登。

  1936年6月，斯诺进入陕北苏区采访。多次与他彻夜长谈，还把长征诗抄录给他。1936年10月底，斯诺回到北平，将采访手记在上海的《大美晚报》《密勒氏评论报》《每日先驱报》《太阳报》等报刊上陆续发表。1937年初，他把这些英文稿提供给燕京大学学生王福时。王福时立即组织人员将其译成中文，另翻译了3篇纽约《亚细亚》杂志上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发表的有关陕甘宁边区的见闻，编辑成《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于1937年4月在北平东方快报印刷厂秘密印刷。在该书封三上，以《所作红军长征诗一首》为标题，刊登了《长征》一诗的手迹。在该书《—苏维埃的台柱》部分，斯诺写道：“关于这次长征，他写了一首古典的诗。”这是迄今发现的有关诗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937年10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由伦敦戈兰茨出版公司出版。出版后的几个星期内印行5次，销量超过10万册。此后，该书在国外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一版再版，成为世人了解和中国革命的重要资料。在该书《长征》一章末尾，斯诺写道：“我把主席关于这一6000英里的长征的旧体诗附在这里作为尾声，他是一个既能领导远征又能写诗的叛逆。”1938年2月，上海抗日救亡人士胡愈之等人以“复社”名义集体翻译、出版《红星照耀中国》，更名《西行漫记》。《七律·长征》成为最早在国外公开发表，然后转回国内公开发表的诗词。

  《七律·长征》经由斯诺率先发表，这是所期待的结果。而《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早几年就在日本见报，完全不知情。1965年5月22日至29日，回到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生发出“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的感慨，而看到老区“旧貌变新颜”，诗兴大发，写下《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井冈山》。

  据李崇月《诗词对外译介研究》一书介绍：“陈志让（Jerome Chen）1968年通过《中国季刊》首次将这首当时国人仍不知道的诗歌译介到西方。据陈志让的注释，这首诗是日本代表团访问井冈山茨坪旧居时抄下的，后来交给东京市立大学竹内实（Takeuchi Minoru）教授，他是诗词的主要日语翻译者和1965年东京出版《：诗与人生》一书的作者。这首诗竹内实发表在1967年1月19日的《朝日新闻》（Asahi Shimbun）上，这是这首诗第一次公开发表，比国内1976年在《诗刊》正式发表早整整九年。经竹内实指引，陈志让找到了发在《朝日新闻》的这首诗，译成英语，汉语原诗和英语译文同时在1968年《中国季刊》总第34期刊出。”《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创刊于1960年，由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主办，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杂志的研究主题是当代中国，是当代中国研究领域最具权威的杂志之一。

  本人对发表诗词作品一向比较慎重。他生前陆续发表了39首诗作，其中相对集中、影响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有4次。

  第一次是1957年《诗刊》发表诗词18首。1956年下半年，中国作家协会决定创办《诗刊》杂志。编辑部给写信，附上了传抄的8首诗词请他审正并同意发表。1957年1月12日，回信表示同意。他对8首诗词认线日，《诗刊》创刊号以《旧体诗词十八首》为总标题予以发表，这是第一次集中公开发表诗词，成为中国诗坛的一件盛事。

  第二次是1962年发表《词六首》。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线月号以《词六首》为总题，发表了《清平乐·蒋桂战争》《采桑子·重阳》《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于4月27日写了引言：“这六首词，是一九二九—一九三一年在马背上哼成的，通忘记了。《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同志搜集起来寄给了我，要求发表。略加修改，因以付之。”5月12日，《词六首》连同引言一起发表了。

  第三次是“六三年版”《毛主席诗词》。1963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毛主席诗词》，收入37首作品。这是亲自编定的一个带总结性的诗词集，也是其生前出版的最重要的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诗词版本丛谈》一书中提到：“这年已经70岁了，也许他意识到需要对自己的诗词创作作一个总结，把自己较为满意的作品（特别是五六十年代的）汇集起来，并对已发表的诗词作一次全面校订。自从‘六三年版’问世以后，就再也没下过大力气来编自己的诗词集了。”

  第四次是1976年初发表两首词。1976年元旦，《诗刊》发表《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同一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报》（时称“中央两报一刊”）也同时刊登，并配发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这是最后一次发表诗词作品。这两首词加上“六三年版”《毛主席诗词》收录的37首作品，一共是39首诗词。

  生前发表的作品，往往都冠以“毛主席”几个字，“毛主席诗词”作为专用名词使用了20多年。去世后，人们更多使用“诗词”这一提法。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又有诗词陆续发表，最具权威的是1986年9月版《诗词选》和1996年9月版《诗词集》。

  1986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为纪念逝世10周年编辑出版了《诗词选》，由主编和审定，题写书名。《人民日报》1986年9月9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发了新华社关于该书出版的消息。除先前已发表的39首，又新增11首诗词，全书共收入作品50首，比以往选本都多。

  1996年9月，在逝世20周年之际，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诗词集》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这是逝世后，经中央有关机构审定而出版并由新华社编发出版消息的第二本诗词选本。该书保留了《诗词选》的50首诗词，新增诗词17首，总数达到了67首。新增的17首诗词中，最早的《五古·挽易昌陶》作于1915年，最晚的《七律·有所思》作于1966年，时间跨度达半个世纪。

  2003年12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由吴正裕主编的《诗词全编鉴赏》，该书以《诗词集》为蓝本，增加了5首诗作。2017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该书的增订本，增补了6首诗词，加上该书初版本附录的5首七律，比《诗词集》增收了11首，总量达到78首。该书收入了迄今已经公开披露并经严谨考证的所有诗词，是收入诗词最多、最全的版本。巧合的是，生前和身后发表的诗词都是39首。

  生前，所谓“正式发表”，一般指经过本人同意并亲自修改、校订后的发表行为。1957年1月《诗刊》杂志发表的《旧体诗词十八首》，1962年《人民文学》5月号发表的《词六首》，“六三年版”《毛主席诗词》收录的37首作品，1976年元旦发表的两首词，可以认定为“正式发表”。

  逝世后，“正式发表”，则是指经中央专门机构或者权威人士认定，并在权威出版社出版或由权威媒体刊登。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诗词集》是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审定的，该书新增的17首作品，当然属于“正式发表”。中央授权《人民日报》于1978年9月9日发表《贺新郎·别友》《七律·吊罗荣桓同志》《贺新郎·读史》3首作品，这无疑是“正式发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9月版《诗词选》新增11首诗词，该书不是中央专门机构编辑的，但它由主编和审定，由亲自题写书名，这些作品可完全认定为“正式发表”。

  由吴正裕主编的2003年12月版《诗词全编鉴赏》和2017年9月版《诗词全编鉴赏》（增订本），分别新增了5首和6首诗词。该书虽不是以中央专门机构的名义出版，但它以《诗词集》为蓝本，由权威出版社出版。特别是该书主编吴正裕是第一届和第二届中国诗词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而副主编李捷、陈晋先后出任中国诗词研究会会长，极具权威性，该书新增的11首作品无疑也可以认定为“正式发表”。

  除了上述几种情况，其他所有出版物，不管是诗词选集还是文章，率先披露诗词，一般都应当视为“非正式发表”。而从诗词的整个传播史来看，“非正式发表”的情形很多，具体过程也更复杂。不少诗词在“正式发表”之前，都曾经以各种方式“非正式发表”。正因为如此，诗词的传播过程富有戏剧性，甚至充满神秘意味和传奇色彩。

  比如，1957年《诗刊》杂志创刊号在《编后记》写道：“这十八首诗词，大部分是近作和未发表过的作品，其中有几首旧作曾在一些报刊出版物中发表过。”《旧体诗词十八首》中，有11首作品是首次披露，而且是“正式发表”，它们是：《菩萨蛮·黄鹤楼》《菩萨蛮·大柏地》《清平乐·会昌》《十六字令三首》《忆秦娥·娄山关》《念奴娇·昆仑》《七律·和柳亚子先生》《浪淘沙·北戴河》《水调歌头·游泳》。其余7首作品都曾“非正式发表”，有的还不止一次。《沁园春·长沙》最早出现于1949年8月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萧三著《的青少年时代》一书中。《西江月·井冈山》见于1948年7月1日东北解放区出版的《知识》杂志第7卷第6期，是在锡金文章《毛主席诗词四首臆释》中披露的。《如梦令·元旦》刊登在1956年8月3日出版的《中学生》杂志，由谢觉哉《关于红军的几首词和歌》一文披露，词题为《宁化途中》。《七律·长征》不仅见于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还曾刊登在苏北抗日根据地1942年8月1日《淮海报》、1948年7月1日《知识》杂志第7卷第6期、1949年8月2日上海的《解放日报》等。《清平乐·六盘山》最早见于1941年12月5日上海出版的文学刊物《奔流新集之二·横眉》；1942年8月1日以《长征谣》为题刊登在《淮海报》副刊上；还见于1947年8月1日《战友报》和1948年7月1日《知识》杂志；1949年8月2日《解放日报》以《长征词》为题刊登。《沁园春·雪》最早于1945年11月14日，由吴祖光以《沁园春》为题刊登在《新民报》副刊《西方夜谭》上。1950年2月新华书店出版的萧三《同志的青少年时代》（第2版）也出现了咏雪词，1951年1月8日《文汇报》刊登了题写在柳亚子纪念册上的该词墨迹。《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是1951年1月23日《文汇报》连同柳亚子原词一起发表的。

  1957年1月12日，在致臧克家等人的信中写道：“这么多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什么特色。既然你们认为能刊载，又可以为已经传抄的几首改正错字，那末，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这封信道出了生前“正式发表”诗词作品的某种实情：很多作品发表，不是“主动”的，而是“被动”的。“这么多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这是诗词创作和发表不同步的直接原因。的很多作品，往往是在同学、战友、诗友、朋友之间流传的，不少作品不是他本人拿去发表，而是由别人披露或发表的。

  不是诗成之后就急于拿去发表，但特殊情况下，“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的也会急切地要求发表作品。很典型的有两次：一次是1937年要求发表《四言诗·祭黄陵文》；一次是1958年要求发表《七律二首·送瘟神》。首先是政治家，然后才是诗人，主动要求发表作品的政治意图，远远超出诗词本身。

  1937年4月5日清明节，国共双方同时派代表祭奠黄帝陵，亲自起草《四言诗·祭黄陵文》。正值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前夕，中华民族处于危难的紧要关头，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同时不久前发生的西安事变在中国的斡旋下和平解决，促成了停止内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在慢慢地形成。这篇四言诗体的祭文痛陈“强邻蔑德”“琉台不守”“人执笞绳，我为奴辱”的民族危亡，表明中国人“万里崎岖，为国效命”的民族大义，表达“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的坚强决心。祭文抒发了中国人民重振民族雄风的共同心声，代表了中国人民誓死抗日救亡的强烈愿望，堪称是中华民族同仇敌忾的“出师表”。

  在1937年3月下旬就起草好了祭文。3月29日，他致信范长江，写道：“寄上谈话一份，祭黄陵文一纸，藉供参考，可能时祈为发布。”《大公报》是当时国内影响力最大的非官方媒体，想在该报发表祭文，借此宣传的共同抗日主张。但他未能如愿，人们终究是通过延安《新中华报》4月6日《苏维埃代表林伯渠参加民族扫墓典礼》的消息才看到这篇祭文。

  新中国成立初期，血吸虫病仍然在我国南部及长江沿岸一带蔓延肆虐，严重危害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群众称之为“瘟神”。1955年11月，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伟大号召。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当晚，读罢通讯，“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写下《七律二首·送瘟神》。他意犹未尽，又特意写了一段后记，其中写道：“我写了两首宣传诗，略等于近来的招贴画，聊为一臂之助。”第二天是庆祝中国成立37周年的日子，他深知这是为血防工作振臂一呼的极好时机。他当即致信：“睡不着觉，写了两首宣传诗，为灭血吸虫而作。请你同《人民日报》文艺组同志商量一下，看可用否？如有修改，请告诉我。如可以用，请在明天或后天《人民日报》上发表，不使冷气。灭血吸虫是一场恶战。”的心情很迫切，但两首诗没有在两三天后发表。1993年第6期《党的文献》刊载的徐及之《与的诗词交往》一文中说：“推迟的原因不是别的，而是作者自己反复修改所致。”3个月之后，它们才在1958年10月3日《人民日报》和1958年10月号《诗刊》发表，诗题为《送瘟神二首》。

  生前，“正式发表”诗词，具有比较浓郁的“官方”色彩，规格都比较高，往往是权威发布，众多媒体跟进，颇有自上而下推广的味道。诗词既是令人百读不厌的文学作品，也是含有特殊意义的政治符号。人们不仅将其视为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从某一种意义上说，也是人们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比如，1957年1月25日，广播电台的早间新闻中一则文化消息，说到《诗刊》在当天创刊，创刊号发表了的《旧体诗词十八首》。4天后，《人民日报》于1月29日、30日分两天转载了18首诗词中的12首词，题目分别是《词七首》（实际是9首，因为《十六字令》含3首—作者注）和《词三首》。再比如，1963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毛主席诗词》之后，《人民日报》在1964年1月1日第6版左下方刊发了诗词集的发行广告；次日，在第1版右上方显著位置，用花边围栏刊发了“六三年版”的出版消息；1月4日，在第1版用一个整版的篇幅，以《诗词十首》为题，刊发了收入“六三年版”的10首新诗词，同日报纸还发表了郭沫若解说其中一首新诗的长文《“百万雄师过大江”—读毛主席新发表的诗词之一》；1月5日，又在第1版用花边围栏刊发消息《〈毛主席诗词〉受到热烈欢迎》，并在副刊版发表了郭沫若盛赞诗词的一阕《满江红》。除《人民日报》以外，《红旗》杂志、《报》、《诗刊》以及各地的机关报和机关刊，各种重要文艺刊物，都在显著位置及时刊载了收入“六三年版”中的10首新诗词。这就不难理解，当年发表诗词，都会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

  相比较而言，《蝶恋花·答李淑一》的发表比较特殊，其路径不是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充满戏剧性。这还得从李淑一说起。李淑一是杨开慧在长沙私立福湘女子中学读书时的同窗挚友。《诗刊》发表《旧体诗词十八首》时，李淑一在长沙第十中学教语文，发现当年杨开慧给她看过的《虞美人·枕上》并不在其中。1957年2月7日，李淑一致信请求把那首词抄赠给她，信中还附上了早年悼念丈夫柳直荀的《菩萨蛮·惊梦》。收到来信，心潮起伏，于5月11日回信给李淑一，写道：“大作读毕，感慨系之。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写了吧。有《游仙》一首为赠。”

  李淑一接到信和词，激动万分，她随即给学生讲解了这首词。恰巧湖南师范学院语文系四年级学生肖幼艾在十中实习，他是学生文学社团“十月”诗社的成员，从李淑一那里抄录了《蝶恋花·游仙》，并很快传到了其他诗社成员手里。诗社成员热烈讨论之后，决定由诗社社长张明霞起草给的信，请求将《蝶恋花·游仙》刊登在社刊《鹰之歌》上。信于5月28日寄出，于11月25日回信：“张明霞同志：来信早收到，迟复为歉！《蝶恋花》一词可以在你们的刊物上发表。‘游仙’改‘赠李淑一’。”在信中还附上了亲笔订正的词稿，可惜词稿如今已渺不可寻。而《鹰之歌》在1957年初秋疾风暴雨式的中已被停刊了。张明霞他们试图争取再出一期《鹰之歌》，但被否决了。为了能使这首词早日面世，张明霞他们只好忍痛将“专利”让出。1958年1月1日，《湖南师院》刊登了《蝶恋花·赠李淑一》。6天后，1月7日，《人民日报》在第8版刊载了这首词，只是《人民日报》有意回避了“转载”这层意思。1月25日出版的《诗刊》第1期又一次发表了这首词。一个月之内，这首词先后在湖南师院校刊、《人民日报》和《诗刊》三次刊登，尤其是在一份不太出名的地方高校内部发行的校刊上首次刊出，这是绝无仅有的特例。

  一生与诗词有不解之缘，学诗、读诗、吟诗、赋诗、解诗、论诗，是他的情趣爱好，是他的生活小习惯，是他的交往方法，也是他的政治工具。1966年夏，邢台地震波及北京，正在处值班的护士长拉起他就往屋外跑，可是却迟疑了一下又返了回去，把案头的一个装有自己诗稿的牛皮纸袋挟在腋下，跟着护士长出来。当护士长问他那么多好东西不拿，光拿个破纸袋有什么用时，说：“那些东西都不是我的，我身无长物，只有这些诗稿属于我。”由此可知诗词在他心目中的位置。但对待自己的诗稿并没有固定模式，有的自己留存了，有的送给了友人或身边工作人员，有的随手就丢进了废纸篓。好在的不少诗稿手迹被留存了下来，有的以档案的形式，有的以个人珍藏的形式，它们成为认定诗词真伪的首要依据。比如，他写完《七律·人民占领南京》之后，直接把诗稿丢弃了。幸亏田家英捡回并收藏，到1963年12月出版《毛主席诗词》时，这首诗才得以“起死回生”。逝世以后，这些诗稿手迹的史料价值尤为珍贵。1986年9月版《诗词选》和1996年9月版《诗词集》的出版，以诗稿手迹作为确认作品是否出自之手的判断依据。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诗词集》收入的67首诗词中，有6首诗是“根据抄件刊印”的。它们是：《五律·张冠道中》《五律·喜闻捷报》《七绝二首·纪念鲁迅八十寿辰》《七绝·贾谊》《七律·咏贾谊》。《诗词集》的编者在“出版说明”里对这一做法解释道：“新收各首的手稿大部分没有存下来，刊印依据均为作者身边工作人员当年按手稿照录的抄件。”

  陈安吉著《诗词版本丛谈》一书中指出：“这6首诗刊印所持的依据，是以往发表的毛诗所从未采用过的。这里依据的抄件，据说是‘作者身边工作人员当年按手稿照录的’。但是，这里所指‘作者身边工作人员’究竟是谁，是一人还是多人？这里所指‘当年按手稿抄录的’，是怎样的情形下照录的，是否得到作者允许？录了以后当年有谁人见过抄件？这些关涉版本重要依据的情况，《诗词集》的编者未在任何出版物上作过披露。”陈安吉的质疑不无道理，事实上《诗词集》出版后，也的确有一些文章提出了同样的疑问。

  对于这些疑问，吴正裕主编的《诗词全编鉴赏》初版本和增订本中的“考辨”部分给予了相应的澄清。比如，在《五律·张冠道中》的“考辨”中写道：“抄件是的秘书林克提供的。为了使读者了解‘抄件’的线日给中央文献研究室写的《关于几首诗的说明》摘录如下：‘1962年4月24日，我在日记上抄录了几首诗。’（下面省略了他抄的《张冠道中》《喜闻捷报》《纪念鲁迅八十寿辰》《贾谊》《咏贾谊》等诗。）”“记得这几首诗的手稿，是他让我清退看过的文件时，我从文件中发现的。我先从文件中把诗稿手迹拿了出来。当我将文件清理完毕之后，我把诗稿翻看了一遍，其中有发表过的诗，也有未发表过的诗，在未发表过的诗中有的过去我看过，但以上几首诗，我从未见到过。由于我非常喜爱的诗词，我便把这几首诗抄录下来，回办公室后，我先记在一个小本子上，由于怕遗失了，接着又抄录在1962年4月24日我的日记本上。同志在编辑诗词五十首时，他委托李慎之同志问我有无未发表过的诗词。我便请李慎之同志将我抄录毛主席诗词的小本子带交同志，我希望他能鉴别或选用。”林克作为的秘书，他的描述应该是可以采信的。

  1986年9月版《诗词选》在编辑体例上首次采取了划分正、副编的方法，所收50首诗词，有42首列入正编，其余8首列入副编。1996年9月版《诗词集》沿用了这一体例，正编仍为42首，副编为25首。这是两个版本的一大特色。《诗词选》在《出版说明》中写道：“副编诸作以及其他一些本集没收入的作品，作者写成后都没有最后定稿。其中虽可能间或有因作者忘了，未及再看到和考虑修订的，但一般是作者所不准备发表，有些还明确说过拒绝发表的。可以推想，作者至少对这些作品（尽管各篇情况不同）中的许多篇不认为很满意。现在从中选了流传较广或较有纪念意义的八首，列为副编。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务请读者注意。”

  对于这样的做法，曾有人提出过质疑。比如，《光明日报》1990年5月24日刊发的王浩天的《希望〈诗词选〉有更完善的版本》，以及武汉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的何联华著《诗词新探》一书的评论部分，对此公开进行批评。他们的理由是：第一，分正、副编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这两部分作品分属两个档次，这本身未必恰当，而且真实的情况也并不全然如此；第二，以有没有经作者最后定稿作为界定正、副编的标准也不妥当，它可能会引起像《送纵宇一郎东行》和《给丁玲同志》这类新发现的、无法再经作者最后定稿的佳作被排除在正集之外；第三，对确实属于诗人所不满意并明确说过拒绝发表的作品，应当尊重诗词作者本人意见，不必收入集中。

  对于这样的质疑，笔者不敢苟同。第一，正编、副编，只是一种编辑体例，编者并未将其作为判定作品优劣的尺度或标准。即使新增的一些作品被列入副编，也仅仅是编辑体例问题，充其量只说明作品选入诗词集的时间偏晚。第二，作者对作品表示不满意，可能只是一时的感觉，不能据此就把作品排斥在外。当年写完《七律·人民占领南京》后，直接扔进了废纸篓。可时过境迁之后，他又同意将其收入“六三年版”《毛主席诗词》。同样，作者拒绝发表某一作品，可能出于某种特殊原因。对这种作品必须历史地看、辩证地看，不能根据一时态度来决定作品的取舍。关于这一点，《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就是极好的例证。

  据《年谱》第1卷记载：1935年10月20日，“和彭德怀同陕甘支队第一纵队负责人研究敌情。说：打退追敌，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二十一日，陕甘支队第一、第二纵队在吴起镇附近击溃尾随的军骑兵二千余人。战斗结束后，作《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这首诗最早传抄发表于1947年8月1日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办的《战友报》上，但编者在注释中将此诗误写为出自腊子口发给彭德怀的一份电报。1957年2月6日，《东海》文艺月刊编辑部写信给请他校阅该诗并准予发表，信中仍说它是攻打腊子口写的电报。2月15日，回信说：“记不起了，似乎不像。拉（腊）子口是同志指挥打的，我亦在前线，不会用这种方法打电报的。那几句不宜发表。”《东海》编辑部只好作罢。但《文艺》1957年4月号仍以读者来信形式刊登了该诗。

  不同意发表该诗，既有编辑注解有误的因素，也有记忆模糊的因素。此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首诗沉寂了几十年。1979年1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黄克诚《丹心照日月，刚正垂千秋—怀念我党我国和我军杰出的领导人彭德怀同志》，文中再次提到这首诗。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的《彭德怀自述》还原了该诗的历史真相。《诗词选》并未因曾“拒绝”发表而放弃，将其收入副编，使其得以恢复本来面目。

  1994年12月26日，中国诗词研究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成立。第一届研究会会长、诗人贺敬之在开幕词《中华文化的瑰宝，诗歌史上的丰碑》中指出：“诗词以其前无古人的崇高优美的革命情操，遒劲伟美的创造力量，超迈奇美的艺术想象，高华精美的韵调辞彩，形成了中国悠久的诗史上风格绝殊的新形态的诗美。这种瑰奇的诗美熔铸了的思想和实践，人格和个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几乎风靡了整个革命的诗坛，吸引并熏陶了几代中国人，而且传唱到了国外。”助力诗词在国外传唱的，不外乎两种方式：一是中国人出版的诗词译本；二是外国人出版的诗词译本。

  中国出版诗词外文译本，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的，一直持续到现在。《诗刊》创刊号发表《旧体诗词十八首》之后，翻译工作就被提上了外文书刊出版单位的议事日程。时任英文刊物《中国文学》负责人的叶君健觉得应尽快在刊物上发表这些诗词的英译。他跟毛选翻译委员会联系，想让他们能提供译文，但没有下文。叶君健在外文出版社英文组负责人于宝矩的帮助下，将18首诗词译成英文，刊登在1958年第3期《中国文学》上，署名为安德鲁·波义德。当时发表对外宣传的译文往往都不署国内译者的姓名。这是国内第一本诗词的外文单行本。此后，外文译本不断涌现。1958年9月外文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诗词十九首》英文版。几十年来，外文出版社陆续出版了法、荷、日、西班牙、印尼等多语种的《诗词》。

  1961年1月，经中央同意，成立了由中宣部文艺处处长袁水拍任组长的诗词英译本定稿小组。该小组为全面修订诗词旧的译文和翻译新发表的诗词做了大量工作，成员们对毛诗的翻译十分慎重。1964年1月，英译定稿小组为了准确翻译“六三年版”《毛主席诗词》37首，曾就诗词中的一些疑难字句如何解释的问题直接请教。一一作了口头解释，共有32条，达1900多字。这是解释自己诗词条目最多、内容最为详尽的一次，足见他十分重视作品的对外传播。因为种种原因，翻译工作时断时续，直到1976年4月《诗词》（收入39首诗词）英译本才得以问世。1976年4月30日，《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刊播了新华社的出版消息。此后，外文出版社即以这个“官译本”为蓝本，转译并出版其他语种的单行本。

  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外的诗词译本也层出不穷。1957年9月，苏联出版了《诗词十八首》俄文版，这是最早的诗词外文译本。1957年11月，苏联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一本精装版《诗词十八首》。随后，苏联分别出版了乌兹别克、吉尔吉斯、爱沙尼亚、布里亚特等10多种文字的不同版本。其他几个国家也先后出版发行了多种诗词译本。比如，1958年，匈牙利出版了由山多尔等翻译的《诗词二十一首》；1960年朝鲜作家同盟出版社出版了中朝文对照本的《诗词选》，共有译诗19首；1965年4月，东京文艺春秋出版社出版了武田泰淳、竹内实合著的日文本《：他的诗与人生》一书，收入37首作品；1965年由加拿大安大略约克大学美籍华裔著名历史教授陈志让和美国学者迈克尔·布洛克合译的英文版《诗词》（收入37首诗词），附于《和中国革命》一书出版；1969年，法国由伊埃尔内出版社出版了法国著名学者伊·布罗索莱翻译的《诗词大全》（收入38首诗词）。1972年，意大利蒙多里和牛顿·康普顿两家出版社同时出版了《诗词》（收入37首诗词），等等，举不胜举。截至20世纪末，诗词的国外发行量超过7500万册，诗词受到各国诗词爱好者的关注与喜爱。